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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徐盛那时候已经是上海滩金融圈里的人物了。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，而是因为他是徐恩铭的儿子。徐恩铭去了台湾，他在上海的金融网络，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。徐盛就是那个人。

    去台湾。继续当徐恩铭的儿子。继续在敌人的心脏里，做那个“废物”。他不知道还要做多久，一年，两年，五年，十年。他只知道，这个任务，只有他能接。

    孤狼同志，你不该杀了你父亲。

    徐恩铭在台北的寓所里死了。对外公布的死因是“心脏病突发”。但有些人知道，那不是心脏病。

    徐盛站在父亲的尸体前，看着那张苍白的、浮肿的脸。徐恩铭躺在棺材里，双手交叠放在胸前，像是在睡觉。化妆师给他化了妆，脸上的皱纹被粉底填平了，看起来比活着的时候还年轻些。

    他站在那里，没有任何表情。

    有人在他身后小声议论：“徐公子真是冷静，父亲走了，一滴眼泪都不掉。”

    他听见了，没有说话。人都是他杀得，他哭什么。

    他不是冷静。他是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对这个人说的了。这个人不配当他父亲。

    这个人，不是徐恩铭的儿子。

    他转身走出了灵堂。外面的阳光很好，台北的春天很暖和，院子里的茶花开得正艳。他站在台阶上，点了一根烟。

    孤狼同志，情报说你已叛变，组织相信你，请耐心等待救援。

    徐盛的身份暴露了。不是他主动暴露的，是一条线上的同志被捕后招了供。国党特务查到了“上海方面有一个长期潜伏的高级间谍”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徐盛。

    他没有跑。不是跑不掉，是不能跑。他手里还有一批没送出去的情报，还有几个没有暴露的同志需要他掩护。他多留了一天，把该销毁的销毁了，该转移的转移了，该通知的通知了。

    然后他被抓了。

    审讯室里，灯很亮，亮得刺眼。他的眼睛被灯光刺得流泪，但他没有低头。审讯官问他：“你是不是共党？”

    他说：“不是。”

    审讯官又问：“你父亲是党国元老，你为什么要背叛党国？”

    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没有背叛任何人。”

    审讯官把一叠材料摔在桌上，那是他被捕的同志写下的供词，上面有他的名字。他看了一眼那些材料，然后移开目光。

    “你可以枪毙我，”他说，“但我不是什么共党。”

    这不是嘴硬。是他不能承认。他承认了，就意味着组织上会有更多的人被牵连。他承认了，就意味着他在上海、在密州、在塘沽、在大连做的那些事情，都会成为国民党反攻的借口。

    他必须咬死。咬到最后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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